大家好，上海宁波同乡会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包括上海宁波同乡会旧址也是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上海宁波同乡会和上海宁波同乡会旧址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收藏，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下面我们开始吧！
本文目录
一、“宁波帮”为何能在近代上海发迹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更是一个移民城市，曾被称为“客帮垄断的舞台”。在上海的众多移民中，宁波移民群体占据了最为引人瞩目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宁波籍工商业群体（以下简称甬商）在近代上海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之一家机器轧花厂、之一家榨油厂、之一家火柴、之一家机器制造厂、之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创立的。
比如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信谊化学制药厂的鲍国昌等，都在近代企业的开拓和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像航运界的虞洽卿、西药和娱乐业的黄楚九、钱庄业的秦润卿、银行界的宋汉章，也都是行业翘楚，且不少是横跨各个领域。
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左起）
而从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内部结构上看，甬商的统治地位更为一目了然。比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此后历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市总商会），27年里换届18次，甬商共有7人14次当选为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23年。据统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内，上海20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甬商人数占到了七成，粤商约占一成，其他合占两成。可以说，当时的甬商在上海是独领 *** 的。
为何宁波商人能够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令人惊讶的成就？日前，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近代甬商在沪经济活动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对此进行了分析解读。
朱荫贵认为，近代甬商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崛起和成功，一定有其他商帮不具备而宁波商人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否则就难以说明为何是宁波商人而不是其他商人取得这种成功了。
这些特色和优势，首先一点是宁波帮拥有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明公所和宁波商人旅沪同乡会。
从《张让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宁波商人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就设立了客居上海者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以每人每天一文凑集的经费，用于在上海“建丙舍（存放灵柩的房屋）、置义冢（公坟）、归旅榇（棺椁）、设医院”等各种公益慈善事项。
因此，四明公所自然成为旅沪宁波人在外的活动中心和庇护中心，广大宁波人对它的认同和维护之心也十分强烈。所以当1874年法租界开马路侵入四明公所冢地时，旅沪宁波人不惜付出7人死亡的代价进行保卫。1898年，法国人再次谋划侵入时，再一次遭到了强烈 *** ，又以失败而告终。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活动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和推进办学教育两大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如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同乡会都设专会办理救护、收容、遣送遭难同乡的善后工作。
而在办学教育方面，包括了设立和推进小学、中学教育，设置各种奖学金等，1927年在上海设立的小学就达到了10所，学生人数最多达3460人。此外，同乡会还在造桥、修路、疏浚河道等公益事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朱荫贵认为，在近代中国，像宁波旅沪童星会这样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是不多见的，它和四名公所一道，得到了广大宁波人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助推甬商发展
1897年，中国诞生了之一家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中9个董事中，3个是宁波人。其后不久，又诞生了一家纯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组织的一家商业银行——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拥有资本150万两，有发行钞票权。发行钞票的利润大，但是风险也高。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不信任钞票，而信任银元，所以一旦时局变动，就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四明银行的资本不算雄厚，所以也曾遭遇几次挤兑风潮，每次都是依靠旅沪宁波同乡的群起支持，而稳渡难关。
其中一次，几乎所有宁波人开设的商店，都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外等候兑现，竟然主动倾囊取出现洋，换进四明银行的钞票。几次下来，上海市民也知道四明银行有同乡全体做后盾，不会动摇，对其钞票的信心也因而增强。
在没有外来压力的驱策下，收入不多的普通宁波籍工人肯主动帮助四明银行分散和承担风险，让朱荫贵感到吃惊，“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
再比如1908年成立的宁绍商轮公司，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外资轮船公司排挤和倾轧。在历尽艰难从日商、法商手上租到黄浦江一处码头后，宁绍商轮公司立票价为5角，并宣布永不涨价，得到华商拥护。但洋商为挤倒宁绍，凭借雄厚资本，将票价从1元压减3角，并用其他手段招揽客人。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旅沪宁波人爆发出惊人的团结力，宁绍商帮下属各行业团体纷纷开会表态并订立守则支持宁绍商轮公司，同时组织“航业维持会”，以支持宁绍商轮公司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
比如宁绍商帮绸缎顾绣衣业同人，召开会议，其业董就说：“若是我宁绍公司果然被他逼倒，是我宁绍帮从此破气，必为别帮所笑??所以今日特邀诸公到此，自后或往返沪甬，必要乘自己宁绍轮船，万万不可见目前只小利，去乘他外国人的船了。”同时还订立了五条规则，包括一切货物必须由宁绍轮船装运、各店逐年预先购买宁绍船票等。
正是在广大宁绍旅沪群体同人的支持下，宁绍商轮公司不仅站稳了脚跟，后来还有实力购买了外商轮船公司的商轮。反过来，在广大宁波同乡支持下发展壮大的甬商，也尽可能对同乡给予回报。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形势十分紧张之时，船票价格飞涨，宁绍商轮公司就及时派船赶赴武汉，向急待离开的同乡伸以援手，对贫困者给予免票。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作用
甬商清楚地明白，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只有金融和实业相互渗透和支持，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正如宁波籍实业家刘鸿生所言：“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作为支柱，也就会限于停闭。”
据统计，1912、1924、1926、1928、1930、1932、1934年的上海钱庄中，浙江籍的钱庄都占半数以上，而这些浙江籍钱庄中又以宁波籍为主。银行业同样如此，从中国之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开始，此后多个银行中都可以看到宁波籍人士活跃的身影。
宁波籍商人或是以传统商业起家，然后经营钱庄再进一步促进实业壮大，或是本以钱庄、金融业开始，转而以支持工商业发展来促进本身发展，或者实业经营者以入股方式向金融业投资。无论是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促进了甬商整体的发展壮大。
朱荫贵最后总结道，像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这样既不属于 *** 又不同于企业的社团，曾经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赈济、教育、医疗和帮助家乡建设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活动，无疑弥补了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和扮演了部分 *** 应有的角色。
它们形成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使得宁波籍商人能够在异乡渡过难关、站稳脚跟，加上甬商对金融和实业相结合的重视，促使他们能够超越其他籍贯商人群体在近代上海经济活动中独领 *** 。
二、宁波帮的历久不衰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9 0 7年)，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次，其中通过明州(宁波)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次，唐会昌二年( 8 4 2年)至咸通六年( 8 6 5年)，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今宁波镇海)出发，7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年)，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今印尼)、大食(今 ***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
，设庆元(今宁波)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年)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年)，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年)，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年)，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 *** 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 *** 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商帮已开始形成。
2.“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 *** 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 0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渔业)、崇德会(海味业)、济安会(酒业)、永兴会(南货业)、敦仁堂(猪业)、喻义堂(药业)、诚仁堂(肉业)、永济堂(洋货业)；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石作业)、年庆会(木业)、同义会(银匠)；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元年( 1 9 0 9年)，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年—1 9 3 5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 *** 同乡力量的组成，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858年汉口开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 *** 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艘船为一小队，10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840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镇海人)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瑞昌顺等5家。虞洽卿(镇海人)、朱葆三(定海人)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1/ 7。“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之一家机器轧花厂、之一家榨油厂、之一家火柴厂、之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之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0余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3万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镇海人)，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营银行和航运，1955年以7 7万美元购买8200吨旧油船1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1980年3月，已有船舶202艘，2053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0余家子公司或 *** 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更高的“船王”。香港10大首富中“宁波帮”占了3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慈溪人严信厚，1904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902年—1946年的40余年期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定海人)、周晋镳(慈溪人)、虞洽卿(镇海人)、秦润卿(慈溪人)、宋汉章(余姚人)、李厚佑(镇海人)、傅筱庵(镇海人)、袁履登(鄞县人)、俞佐庭(镇海人)、励树雄(镇海人)、方椒伯(镇海人)、金润庠(镇海人)、盛丕华(镇海人)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 *** 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宁波帮”势力更大，9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
波帮”就占6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之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元降到3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0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年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三、为什么上海有那么多宁波人
管宁波在西方和本土人士的努力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宁波人开始转向杭州湾对岸的上海。宁波人丰富的码头经验和商业嗅觉，让他们迅速成为上海滩的主角之一，加之太平天国时期宁波为清廷东海重镇，地处浙东北一隅，又有英法租界势力，所以较之江浙其他地区当地经济损害较小，宁波商帮迅速成为了上海乃至江浙地区商业活动的主导势力之一，为江南地区由漕运时代步入海洋时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0]。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族集团中的五家是宁波人。一部分宁波人开始担当洋商的买办，但更多的人获得资金后开始投身民族工商业。1854年，镇海人叶澄衷前往上海，先后做过学徒，摇过舢舨。1862年，建立“老顺记”杂货店，到清朝末年，成为上海“五金大王”，涉足商业、地产、工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41]另一位著名的商人是虞洽卿。1881年，虞洽卿在上海做学徒。11年后担任买办。1906年开始，虞洽卿决心投资实业，先后创办四明银行和三家轮船公司，在沪甬航线上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的垄断。[42]清末，奉化和鄞县的红帮裁缝也开始进入上海。[43]据统计，清末进入上海的宁波人已达四十万。[28]19世纪末，宁波同乡会与上海法租界发生两次四明公所事件。特别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在严信厚、叶澄衷等四明公所董事的提议下，全体旅沪宁波人一度停工罢市 *** ，并发生 *** ，迫使法租界当局保留四明公所地产。[44]这一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宁波帮在上海的实力。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